何谓“沉浸性”:从缸中之脑到脑机接口

“元宇宙”所宣传的沉浸性绝不仅仅是一种更好的消费体验,相反,它还有着远为复杂的技术政治内涵。这不是一个消费者如何使用一台扩展现实设备的技术性问题,更不是新的技术革命如何促进人与机器互融共生的所谓“后人类”问题……

一、 何谓“沉浸性”:从缸中之脑到脑机接口
1974年,36岁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伯特·诺齐克在其代表作《无政府、国家与乌托邦》中,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境:
假设有一种将给你任何你所欲的体验的体验机。最出色的神经心理学家能刺激你的大脑,使你觉得你正在写一部巨著、正在交朋友或读一本有趣的书。而你在此期间实际上一直是漂浮在一个容器内,有电极接着你的大脑。你应当进入这一机器的生活,编制你生命的各种体验吗?
借助这样奇妙的设定,诺齐克把读者引到如下问题:除了我们生活中的内心体验,还有别的对我们关系重大的东西吗?实际上,诺齐克在这里真正要做的,即是通过为个体的人的实际存在划定绝对界限(他称之为边际约束),以反对功利主义哲学将其还原为某种可量化的幸福“体验”的行为。如其所说:“在置身于幻景的人看来,我们会是什么人的问题,除非反映在我们的体验中,否则对我们就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我们是什么对我们将是重要的,这难道是奇怪的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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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隔7年,另一位哲学家借助科学幻想,提出了比“体验机”更加阴暗、更为具体也更加著名的假想。在《理性、真理和历史》中,普特南让读者想象自己被一位邪恶科学家做了手术,大脑被取出并放入一个营养钵;但大脑的神经末梢与计算机相连接,这使其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:一切似乎都那么真实,尽管这只不过是计算机的电子脉冲传输到神经末梢的结果。更进一步地,普特南还设想出一种大规模集体幻觉,这时所有人的大脑都连在一个自动机上,共同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虚拟世界中,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彼此通话——在失去了嘴巴和舌头的情况下。
如果说以上两个故事都仅仅哲学家的思想实验,那么随着埃隆·马斯克开始研发脑机接口,这些疯狂的想法似乎有了“美梦成真”的可能。这不是危言耸听,事实上,脑机接口的创意已经有了提前实现并成功产业化的“伴侣硬件”,那就是被“元宇宙”概念推上风口的VR(虚拟现实)产品。同样是人机交互方式的革命,脑机接口与VR系列产品(眼镜、头罩、手柄以及各种体感设备)的研发投产,都意味着技术对人体的全面渗透。而这场技术革命的后果,据说是给用户带来更加震撼、更加真实的“沉浸式”体验。
在今年流行的元宇宙神话中,基于XR技术的“沉浸性”正是一大关键卖点,如扎克伯格所说:“你可以将‘元宇宙’想象成一个具象化的互联网,在那里,你不只是观看内容,而是身在其中。”同样地,国内大大小小的元宇宙宣传文案也都离不开“沉浸”二字:“打造沉浸式虚拟社交平台”、“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”、“真假难辨的沉浸式体验是‘元宇宙’最核心的特征”等等。不仅如此,随着“元宇宙”浪潮的兴起,对沉浸性的追求似乎开始散播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,小到沉浸感剧本杀、全感知沉浸式影院,大到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沉浸式元宇宙大使馆。沉浸式娱乐、沉浸式教学、沉浸式营销……“沉浸”在营养钵中的人类大脑,看来不仅仅是哲学家的幽默那么简单。
所以,到底有没有人思考过,什么是所谓“沉浸性”?“幻觉便是沉浸”,长期研究虚拟实在的“网络空间哲学家”迈克尔·海姆如是说道。他引瓦格纳的三幕歌剧《帕西法尔》为例以说明“虚拟实在的神秘本质”,这部歌剧仅仅在一个远离市中心的专门设计的建筑物中演出,听众来这里要走很长的路,并且要事先研究歌剧剧本,因为该剧“很长、神秘并充满复杂和重要的细节”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该剧的演出成为一种庄严的祭典仪式,充分调动听众的所有感官,以至于让人入迷、发狂、如在梦中。海姆接着评论道:“有朝一日,虚拟实在也将博得类似的发狂评论,不仅是那种震颠而且还在于对体验的洞察。”他还借助科幻作家吉布森的《网络巫师》以说明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特质,在该小说中,用户通过脑机接口与计算机直接相连进入网络,抛弃沉重的肉身,让心灵在无边的空间中自由游荡。这种网络空间的身心分离在小说中被描述为“一种两厢情愿的致幻……”看来,所谓“沉浸性”也就约等于感官的致幻性,这是身与心的分离,“实存”与“体验”的分离。
诺奇克担心“生活的意义”被“体验”所侵蚀,因而试图为个人的自由划定绝对边界,虽未必尽然,但其关切的问题却在引人忧思。感官入迷的代价往往是现实的沉沦。戴锦华在一次演讲中极富洞察力地谈道:“当我们戴上VR眼镜的时候,我们看见,同时我们看不见。”正如VR设备往往同时既是眼镜(“看”的工具),又是眼罩(“看”的遮蔽),当《头号玩家》(“元宇宙”文案中最常提到的科幻电影之一)的主人公们在游戏世界成为救世主和大英雄的时候,他们身处的贫民窟,依然是贫民窟。

行文至此,一种反对的声音早已按捺不住:“沉浸性并不等于逃避,而且元宇宙也并不等于VR,除了虚拟现实之外,我们还拥有增强现实(AR)与混合现实(MR)技术,它们都能帮助我们介入并改造现实生活。”的确,如海姆所说:“虚拟实在的最终承诺不是去控制或逃避或娱乐或通信,而是去改变、去赎救我们对实在的知性。”虚拟现实技术所造就的身心分离,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总体进程的一个方面,那就是技术对人类感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,而这种以技术为中介的感知方式,最终将重塑现实本身。然而,这种对现实的重塑绝不像某些进步主义者宣称的一样,是对人类既有感知能力的进一步“扩展”。
就以所谓“增强现实”技术的最为大众化的运用——支付宝的新年集五福活动为例:在支付宝的AR界面中,我们能看到摄像头画面的正中央被设定了一个六边形框,我们需要将带有“福”字的物件置放于边框内部,以集齐五种“福卡”获得红包奖励。实际上,这样的操作既是支付宝对未来用户使用习惯的某种训练,也是对新的观看方式的培养。六边形框在这里的作用,相当于一个海德格尔意义上的“座架”——这是对某种摆置方式的集聚,“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。”AR使摄像头画面中央的六边形仿佛先验地存在于我们的眼球内部,以一种自动化的方式替我们规定了中心与边缘,规定了我们的观看方式与视觉逻辑。“这种订造占统治地位之处,它便驱除任何另一种解蔽的可能性。”也就是说,任何一种“增强现实”的技术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也同时是“削弱现实”,问题在于当我们通过XR看世界时,技术究竟给我们增强了什么?削弱了什么?这其中的规则由谁来订立?“沉浸式互联网很可能既是一个亲密的互联网,也是一个入侵的互联网。”假如我们未经反思地“沉浸”在他人创建的规则界面,像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把自己的眼、耳、神经出租给那些以此牟利的人,那么技术给我们带来的,究竟是人的解放,还是更深层次的剥削?
由此可见,“元宇宙”所宣传的沉浸性绝不仅仅是一种更好的消费体验,相反,它还有着远为复杂的技术政治内涵。这不是一个消费者如何使用一台扩展现实设备的技术性问题,更不是新的技术革命如何促进人与机器互融共生的所谓“后人类”问题。我们所使用的终端设备仅仅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冰山一角,在这些友好的“界面”环境背后,隐藏着与个体使用者不成比例的巨大算力、海量信息、以及支撑这些信息和算力的巨额资本投入。人与机器的关系,本质上是个体与系统的关系,是个体如何被更紧密地嵌入系统之中的问题,是系统如何扩张以实现对人的规训的问题。因此,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,我们不仅需要哲学,还需要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视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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